《民国报刊中的蒙顶山茶》入载文章的时间跨度上溯至1872年，截止于1948年，地理范围主要在雅安产茶各区县和川藏茶马古道雅安段（名山、雨城、荥经、天全、汉源、芦山、宝兴等）、川西（康定、泸定、邛崃、洪雅、峨眉、灌县、马边等）及西藏，内容涉及中国茶叶各个历史时期，重点是对清末民国时期蒙顶山茶栽培、釆摘、制作、产量、品类、包装、运输、销售、环境、政策、品牌、商号、政治、经济、军事、茶礼风俗等都有记录，以及调研、分析、统计、措施、建议。

　　其一是为抵制印度茶倾销藏区，政府与茶商积极应对，采取多种措施，发展生产，畅通路道，维护贸易，减免茶税，让利茶人，记录翔实具体，见证了那段时期雅安茶人应对无硝烟的“对印茶叶战争”场景。如选入的《北京全国实业会议纪要“减免川边茶税以恤商艰并抵制印度茶案》《中印茶叶藏销问题》《雅茶与边政》等，列举了印度茶倾销康藏的路途短、包装精良等优势和品质低下的劣势，指出了产于名山、雨城等五县的蒙顶山茶边销存在的税率、运费过高的困难，以及藏区民众习惯蒙顶山边茶口味的特点，提出了采用先进技术组织生产、提高产量、整顿质量、减免税率、保护路道、扶持发展的措施。

　　其二是蒙顶山茶运往西藏路途遥远艰险，尤其是从雅安到康定的这段横断山区茶路，是用人力将制作好的蒙顶山砖茶运到康定，主要有两条：一条称为大路，从名山、雨城等地茶号出发，过荥经，翻大相岭，到清溪、化林，至康定；另一条称小路，从名山、雨城等茶号出发，至天全，翻二郎山，至泸定、康定，是名副其实的背夫茶道，其山高谷深、险象环生的程度超越局外人的想像，令人不禁唏嘘。如《西康雅茶产销概况》中详细记载：每年自雅安至康定，背夫数量在5万人以上，男女背夫皆有，年龄幼壮老不等，一般负重量在七八包至十三包半，日行十五到二十里，年往返八至十次，平均年销五万担。雅安茶叶运至康定后，售于锅庄藏商或汉商，再包生牛皮运往康藏地区。这为今天原路打造历史文化旅游景观提供了建设性依据。

　　其三是雅安现在打造的藏茶品牌，在本书中首次面世最早提出藏茶概念的依据和时间，即《秦中官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第二期38页“部议推销藏茶办法”，提供了原始依据，更正了之前一些书籍文章中的不实之说。同时，也指出：“虽无扬子江心水，却有蒙山顶上茶”为川陕间茶馆最流行之对联，可见蒙茶在品质上之盛誉，游川者必欲一饮为快焉！其中蒙顶山头道茶仅千余斤，其余大都制为砖茶。

　　其四是对茶叶生产技术改良做了深入探讨，对茶叶贸易提出了见解，包括茶园建设、栽培管理、采摘制作，以及品类区分、包装品牌、市场应对。图文并茂，科普意味重，指导性强。在《省府拟集资改良蒙茶》《四川邛名雅荥四县茶业调查报告》《雅安等县提倡植茶》《西康边茶之研究》等文章中，对提高蒙顶山茶生产技术有翔实记述。如对蒙顶山茶提出改良方法制造，从栽培、制造、运销等方面图文解说，简单明了，适合推广。又如对制茶三个阶段：炒叶去水、蒸茶萎凋、发酵改色进行标准化，统一工艺，提高制茶质量。

　　其五是对唐代以来蒙顶山茶作为边茶运销康藏历史作了详考，引证有据，脉络清晰，概括了雅安对康藏高原茶叶贸易、茶马互市、专营管制等缘由及政策演变，既是历史写照，更是现实需要，对川藏茶运古道的形成发展论证精辟完整。如书中《南路边茶与康藏》《南路边茶中心之雅安调查》《历代茶叶边易史略》《西康竹菁寺供茶史略》等多篇，如对茶马互市起源就指出唐朝时：“时回纥如朝，始驱名马市茶”，为茶马互市之开端。同时，对历代茶叶边易史列表明晰，对具体价格、交易数、贸易额均有详细数字，如永乐中碉门茶马司以茶八万余斤仅易马七十匹等，对我们认识历史、比较研究提供原始依据。

　　其六是面对印度茶倾销所带来的困境与压力，多种官方文献中站在政治、军事、安全、经济、社会和民族发展角度，提出应对的对策措施及办法，在官样文电中历历在目，字里行间见证那个时代的抗争。书中的《川茶之概况及其对川康藏贸易之重大关系》《中印茶叶藏销问题》《西康建省与川茶问题》《华茶的对外贸易：边茶贸易》《有关经边大计之南路边茶》等，均见证当时地方政府、学界对巩固汉藏联系、应对印茶倾销的思考和举措，有些今天也还有参考意义。

　　其七是书中茶树栽培、茶园管理、采摘制作，产品分类，包装运输，茶礼风俗，茶之器具等，可谓应有尽有，堪称民国时期川西茶业之大全。特别在《康藏饮茶风尚》等文中，对藏区人民茶之烹调、茶之器具、茶与仪礼、事茶经略、茶事杂记都有详细考证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知晓、学习、传承、借鉴优秀的文化。

　　《民国报刊中的蒙顶山茶》虽然填补了一段蒙顶山茶文化研究的空白，但这仅仅是抛砖引玉而已，更多更深厚的宝藏还在等待更多有心人挖掘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