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当时提醒了我，因为这30年是你的生命。你今天问我一个问题，说30年前这棵树是什么样子？我可以说30年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但其实你问我这个问题，就等于你在问我一句：你这30年过得怎么样？你觉得这是一句话能回答吗？不能！

　　李佳明：因为你经过30年的沉淀，会发现心里面开始分门别类的有一个评判标准，你会知道什么东西是美好的，就是这30年的记忆会做一个选择和判断，什么东西是你愿意忘记的，不愿意再想起的；什么事情是你想着想着，越想越回味，这些保留下来的可能就是美好的。

　　我很喜欢钱穆先生一句话，他说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我一直觉得这句话特别浪漫，我们不可能把这一生很多事情都记下来，但为什么有些事、有些人，你偏偏记住了，而且还记得很牢，这里面一定是有原因的。

　　佳明师哥（右1）回到学校，与黄元文董事长（右2）、罗共和校长（左1）、罗思副校长（左2）漫步校园，回忆往昔。

　　余乐：现在您回想起来，跟罗院长他们见面初识的时候，有哪些画面是您觉得印象特别深、记得很牢的？

　　李佳明：回到那个话题，你过去的人和事忘不了的原因是什么？我自己总结的是——他一定给过你温暖，给过你帮助，给过你力量。

　　或者说，从那些人和事上，曾获取过你最需要的东西和能量，而且这个能量到现在，都还在你体内。所以你会有一种感恩的心。

　　其实现在要回到92年，那个时候罗院长给我的印象就是——父亲。他给了我很多方面的启蒙，他最看重的是打开你的视野和眼界，看重的是“你的意识”，也就是眼光和格局。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

　　李佳明：还有一个印象，罗院长不太爱发脾气。我要学艺术，带着一个朦胧的艺术梦想来到学校，一切环境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要上什么课，要学什么，将来会怎么样，一切都是空白，那个时候最需要身边有一个可信任的、温暖的人。这个人其实就是罗院长。我觉得他就像一位父亲，甚至我们可以学他微微驼着背走路，为什么大家会喜欢模仿他，甚至后来成为大家生活中的段子，其实是源于你对他有好感。

　　在那个时候，抛开你所学的艺术，你的生命中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出现了一位像长者一样温暖的老师。他给你帮助，给你提醒，给你微笑，他不发火，他鼓励你。我是觉得在十七八岁最懵懂，而且离开了家庭，在一个陌生环境的时候，罗院长就像我们的一位父亲，陪伴着我们。

　　余乐：他有点像一位精神导师的感觉。很多人毕了业以后，进入到职场，当碰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还会给他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他给予你的精神力量很重要。

　　李佳明：对。他这不仅是语言魅力了，他有一种人格魅力。他用一种让你感到极其舒服的方式来指出你的缺点，这是很难得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这是一种极高的艺术。他后来也看我的节目，他说，“佳明，这个节目不错，你看其实你们在专业性上面，可以再明确一下是给谁看，或者怎么样……”他是在乐呵呵中给你一种指导，我觉得这是人格魅力。

　　李佳明：我现在回忆一下1992年的校园。你知道我为什么直到今天，都对红砖墙充满好感吗？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学校租的是成都军区的一个干休所，有两个篮球场、宿舍楼，一个小礼堂，一个食堂，还有一处假山，就是很朴素的部队那种风格，所以我一直对红砖墙充满好感。那时候每一天都是新鲜的，我在文章写过，我说我们全校上一节课，因为就几十个人，但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状态是，每一天都觉得自己离梦想又近了一步。

　　李佳明：对，是集体的热情。我印象很深，我们宿舍跟另外两个男生宿舍是有矛盾的，可以去打架，但是最后却化成大家要编节目上台去比拼。我们每周六就要汇演，因为我是主持人，到了周四或周五就要到各个寝室去收节目。“宿舍有节目吗？谁演？名字给我，我要去报幕。”最后就变成了，我不喜欢这个宿舍的，我想打他，你打他干嘛？他跳舞好，我们编个舞跳过他；他台词好，那我们就编个诗朗诵。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好积极向上。就是整个学校是以宿舍为单位的，周六见！周六舞台上见！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氛围，简直是太健康向上了。

　　余乐：就让一帮年轻的小孩们之间的那种竞争力、竞争心全激发出来了，然后朝着一个正面的方向去发展。

　　李佳明：甚至还要挖宿舍（挖墙角）。我缺一个跳舞的，你到我们宿舍来，宿舍五六个人就形成了一个小艺术团体。

　　李佳明：确实是怀念，但是也后怕，为什么？因为其实整个学校都是文艺积极分子，进校时全部都是业余的。

　　余乐：我现在想起来，我看到那个时代的人们的一些照片和一些文章，我觉得那个时候中国出来了一批文艺青年，好像是那个时代就会催生一样。

　　李佳明：因为很简单，你看学校是92年成立的，80年代改革开放的风吹过来，92年是最兴盛的时候。港台的流行风过来以后，年轻人心里都有梦，而我们是梦想的行动者，我们报考了成都的艺术学校，完全是为了梦想，但是你不是追星，你会觉得，我是被选拔出来的。来到这个学校早晨起来要练形体课，有声乐课，有台词课，有电影课。

　　当你看到了电视上那些港台风吹来以后，我们是第一批行动者。那个年代的人是真的敢想敢干，说走就走！我觉得是那一代人的气质。

　　余乐：我觉得您今天上午说学校是个“奇迹”，这个“奇迹”真的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像您刚才说那个时代的背景，改革开放的风刮进来，然后一批热爱文艺的青年就汇聚着梦想来了。紧接着又是中国的电视行业开始新兴腾飞、蓬勃发展的时代。我觉得这两个时代都被您赶上了。

　　李佳明：认同，我非常认同！是不可复制的。我们倒过来讲，可以把它所有的内在逻辑、原理都分析清楚，你甚至可以写一本书，但是它无法复制。包括罗院长跟黄院长，他们要没有这份激情，不去感染这一群业余文艺积极分子，再没有大的时代环境你坚持不下来。

　　如果真要给那个时代只用一个词定义，那就是“激情”。90年代是中国各行各业、每个人都充满激情的年代，对自己的梦想充满信心，而且是行动派。

　　李佳明：我的学费里面有500块钱是我自己借的，因为我妈反对，我说我一定要去读，她说你能借到学费，你就去！我就找人借了钱，我妈一看当然知道这就不是钱的问题了，就是看到你的决心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的艺术启蒙一定是在我们学校。因为在这里我知道了什么叫台词课，什么叫表演课，知道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知道了电影里面还有艺术电影，我还可以上台去主持节目。我的成长经历在我们学校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因为我从形象和各方面都不是个好演员的条件，当年我其实是自卑的。

　　但是我大学里就干了一件事情，每周六文艺汇演的主持人铁定是我。真的是铁打的主持人，流水的节目。那是我唯一能找到自信的时刻，而且主持词都是我自己写。

　　我每到周三就开始收集节目了，可能现在回想起来这也算半个导演，就到各个宿舍就跟“收破烂”一样。今儿收了几个节目，在前面加点串词儿，然后今天谁愿意给我当个搭档？我把词都写好了，你去念……就是这样。我后来在想，线场主持。四川电视台王丰林导演跟罗院长关系很好，当时也像现在的双选会一样请他来看。他说，“我要找个小孩儿当主持人，好像他是整个舞台上最老练的。”罗院长说：“对！他确实是最老练的，因为每周六的主持就是他。”

　　我被选去了四川电视台，当然是实习打工，然后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因为我在新疆出生，可能普通话不带口音，但是毕竟要说标准普通话，还要去学习规范，我所有的艺术的底子100%都在学校养成的。

　　李佳明：其实我想说青春的美好就在于此，你那时候真不觉得苦。你想，我是每天凌晨5点起床，从簇桥骑自行车到四川电视台，要骑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但是不觉得苦。因为那时候青春有一种很向上的劲儿，有时候像一种兴奋剂，也像一种麻醉剂，它让你不觉得痛苦，因为你觉得你每天都在进步，只要你没躺在床上，你好像都在进步。

　　李佳明：因为人其实都是有畏难情绪的，那个时候对外面的世界是恐惧的。从高中生考到这个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面待了一两年后你又适应了。人在舒适的环境里，用现在话讲就是容易躺平，不想出去，就觉得外面有太多的未知数。

　　我现在其实特别感谢她，结果这么一走出去以后，我觉得人生就是这种攻坚战。从成都、重庆、北京，后来我又主动去纽约学习再回来，其实都是这样的。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黄院长鼓励我说的那句话：“你不去试，怎么知道你行不行呢？”我现在回想起来挺有感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