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有关晚清上海对外贸易史的研究，多关注洋行制度、买办制度等内容。例如《上海对外贸易》一书，上篇（1843—1894年）共有四章内容，其中第二章讲洋行，第三章讲买办。罗兹·墨菲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中表示，当时所有西方洋行都有六个工作部门：一、茶叶部，二、生丝部，三、以布匹为主的“曼彻斯特商品”部，四、运输保险部，五、房地产部，六、肥料杂货部。在广州时，每家洋行都会雇佣一名茶叶专家；到了上海后，生丝贸易变得重要，每家洋行又都配置一名生丝专家。郝延平在《19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一书中指出，晚清买办中，广东、浙江和江苏三省占了90%，“广东人特别擅长茶叶生意，主要是因为这个缘故，洋行雇佣他们在福州、上海、九江、汉口和日本为买办”，而“浙江买办似乎是专营生丝贸易的”，“同广东和浙江买办相比，江苏买办的兴起是不大引人注目的，在时间上也比较迟，这要归诸他们在生丝贸易和茶叶两方面都不显赫，以致他们同外国商人的接触比较迟”。
在近代中国，买办的财富一直以一种令人炫目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注意。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表示，从1840年到1894年的半个世纪中，买办总收入“合计达5亿两”，“差不多相当于将近10年的国库收入”。买办收入中，“薪金”所占比重很小，绝大部分来自于“私人经商收入”或“贸易佣金”或“出口商品货价差额”。“洋行要求买办，首先必须是一名商人”，买办因而常常兼有茶商、丝商的身份，他们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对丝茶贸易的经营。19世纪60年代，一个生活在上海的洋人曾在信中感叹：“这里所有富人都是丝客。”掌握了大量财富的丝茶商人，在各领域都发挥了重要影响力。例如轮船运输业，丝商陈竹坪向旗昌轮船公司投入巨额资本，拥有“苏格兰号”“竞赛号”“山东号”等多艘轮船。兼有买办和茶商身份的唐廷枢、徐润等粤东帮商人在1873年入主轮船招商局，迅速使其发展壮大，并在与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在房地产业，以丝业起家的湖州南浔“四象”之首刘家在上海拥有大量房地产，“甚至连房地产大王哈同也自叹弗如”。在慈善领域，丝商出身的施善昌、施则敬父子从19世纪八十年代至20世纪初，一直是上海慈善界的领袖人物。在文化艺术领域，湖州陆心源之皕宋楼藏书，南浔“四象”刘承干的嘉业堂藏书，南浔“四象”庞虚斋的书画收藏，都需要耗费大量财富，而这些财富主要源于湖州丝业的发达以及近代中国以丝茶为主的出口格局。事实上，上海在19世纪迅速崛起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经济中心城市，以丝茶为主的商品出口格局厥功至伟。
丝绸自古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这是因为古代交通运输成本高，丝绸体积小、轻便，价值又大，非常适合远距离贸易。明代货币白银化，使得中国社会对白银产生巨大需求，但中国又是一个银矿资源非常匮乏的国家，而日本、拉美在16世纪相继发现大银矿，使得中国与日本、拉美之间的丝银贸易迅速兴盛。到了18世纪，英国人逐渐养成了饮茶的习惯，人均消费量一直保持着增长态势。维尔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表示，茶叶在英国最初是奢侈品，而“奢侈最令人称道之处是其创造新市场的功能”。英国的茶叶“人均消费量”，1700年为0.01磅，1730年0.08磅，1760年0.2磅，1784年0.5磅。18世纪末，作为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的乔治·斯汤顿估计，英国社会各阶层，“无论性别和老幼，平均每人每年的茶叶消费量超过了1磅”。艾伦·麦克法兰在《绿色黄金：茶叶帝国》中表示，1磅茶叶可以冲泡出200至300杯茶水，“这就意味着，平均来说，一个成年人每天至少要喝2杯茶”。罗伊·莫克塞姆在《茶：嗜好、开拓与帝国》一书中写道，“18世纪的第一年，英国茶叶的消费量——即使加上走私茶叶——也不到10万磅；而到了该世纪的最后一年，茶叶的消费量达到了2300万磅，增长了200倍”。英国所消费的茶叶几乎全部来自中国，而中国以丝茶为主的商品出口格局正是形成于18世纪。
1843年上海开埠之时，中国以丝茶为主的商品出口格局得到了延续。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介绍上海开埠初期的三项大宗商品是“进口货中的鸦片和出口货中的茶和丝”。兰宁、库寿龄所著《上海史》是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官方认定”的“一部综合性论述上海外人租界所在之地历史、政治、商业各个方面的史书”，该书更是表示上海贸易的大宗物品，除了“出口的茶叶、蚕丝和进口的棉织品”之外，“其他东西都不过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垃圾’”。英国驻沪副领事罗伯逊在1856年度的上海港贸易报告中表示，“除丝、茶等主要产品外，出口贸易只限于很少的几种商品，而且就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这个国家所能供应适合欧洲人消费的其它大宗商品并不存在”。英国驻沪领事哲美森在1892年度的上海贸易报告中再次表示：“在中国向外贸开放后的许多年来，对外国出口的商品几乎只有丝茶两种。例如，甚至直到1870年，这两种商品的出口值仍占出口总值的88%，而在1872年，它们的比例曾高达90%。”1880年，丝茶合占84%，1890年仍占65%。进入二十世纪后，丝茶出口值的比重虽然降到50%以下，但丝茶出口值仍分别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其中，生丝出口的首要地位一直保持到20世纪20年代末。这意味着，从“古代中国”到“近代中国”，中国在出口商品种类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连续性，即以丝茶为主的商品出口格局一直持续了两个多世纪。
生丝和茶叶在19世纪中国对外贸易中无可争议的重要性，使得能够以更低成本获得更多茶叶和生丝的外贸港口，更能够在“条约体系”下的对外贸易中获得竞争优势而胜出。从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到“两访中国茶乡”的福琼，均在自己的报告中预言了上海巨大的发展潜力，他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预言，都是基于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而这种优越性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获得丝茶而言。在关于上海茶叶贸易的报告中，阿礼国指出以鄱阳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茶产地虽然同为上海、广州的贸易腹地，但上海茶叶出口的核心区域远大于广州，因此上海具备超越广州成为英国在华贸易中心的潜力。福琼在19世纪40年代多次到访上海，那时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还不及广州，福琼便表示，“从我们了解到的中国地理情况来看，毫无疑问，所有绿茶以及绝大部分红茶，从出产地运到上海，其费用比运到广州要低，也比任何一个南方城镇都要低一些”。不仅如此，中国主要的“产丝大区也在上海附近，毫无疑问，很大一部分生丝都将销往上海”，“茶叶、生丝运往上海比运往广州更容易”，因此福琼表示，“我敢断定，几年以后，上海不仅会成为广州的有力竞争者，而且将成为一个无比重要的城市”。罗兹·墨菲对茶叶和生丝的“陆路运输费用”和“水路运输费用”进行过比较，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陆路运输200英里，生丝每吨运费24镑，茶叶每吨运费21镑；同样的距离，茶叶和生丝经由水路运输，每吨运费约14镑。更何况，茶叶和生丝运往上海的距离要小于广州。罗兹·墨菲因此指出，“上海的水道运输联系是为它在这两宗主要产品的对外贸易中取得最大份额的必不可少的有利条件”。
相对于茶叶，上海获取生丝的优势地位更加明显。这是因为中国最主要的生丝产区就在长江三角洲区域，而这刚好是上海的核心腹地所在。湖州、杭州和嘉兴这三个浙江生丝产区的主要中心，到上海的距离只有到广州距离的十分之一。此外，还有水路运输和陆路运输在运费上的巨大差距，这使得上海开埠不久就取得了中国生丝出口的支配地位。上海开埠后的第一个贸易年度，即1844至1845年度，上海出口生丝6433包，广州出口生丝6787包，上海占48.7%；到了1845至1846年度，上海出口生丝15192包，广州出口3554包，上海占81%；到了1846至1847年度，上海出口生丝21176包，广州仅出口1200包，上海占94.6%。可以说，在生丝出口贸易方面，广州完全不是上海的对手，毕竟中国最主要的生丝产区与上海、广州距离的差别之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上海在茶叶对外贸易上取得优势地位，略晚于生丝，虽然上海的出口比重从1844年的2%，一路上涨至1851年的37%，但相对于广州63%的出口比重，差距还是很明显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茶叶生产区广泛分布于整个长江流域，不像生丝生产区主要集中于以江南地区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在长江还没有对外开放之时，湖南、湖北乃至江西的茶叶主要还是通过翻越大庾岭或骑田岭，运至广州出口，这是广州一口通商制度下茶叶外销的历史惯性所致。这一历史惯性被兴起于广西的太平天国运动打断，太平军与清军在广西、湖南的缠斗，阻塞了从湖南进入广东的传统贸易通道，两湖的茶叶开始沿长江而下从上海出口，于是1852年上海茶叶出口占比剧增至61%，广州则下降至39%，上海与广州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翻转。中国丝茶出口的优势地位在19世纪50年代初均为上海所掌握，张仲礼认为“从1852年开始，上海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丝茶土货的出口集中到上海，并不意味着棉布、鸦片等洋货的进口也必须集中到上海。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与当时白银通货短缺状态下“以货易货”的交易模式紧密相关。林满红在《银线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一书中指出，1796年至1815年间的拿破仑战争和1810至1830年间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使得拉丁美洲无力维系银矿开采，从而导致金银生产衰退和全球供应减少。英国人通过向中国输入鸦片以换取茶叶，而鸦片的大量输入还导致中国由白银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从而引发国内的银贵钱贱危机，使得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陷入混乱中。上海开埠时，正值白银短缺造成的银贵钱贱危机继续升温时，中外交易就采取了“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
阿礼国在1847年的商务报告中指出，上海贸易“现在几乎成为一种专门的以货易货，只要我们对中国的进口货能够进入市场，鸦片和棉织品就能换来蚕丝和茶叶”，“鸦片、蚕丝、茶叶、棉织品首先是各自互相交换，尽管并不排除用白布换蚕丝，或者茶叶换鸦片”。这些“以货易货”的商品都用货币计价，但货币并不经手。“只有多出来的鸦片，才是中国消费者用白银支付的”，每年“约有200万英镑完全因鸦片销售而产生的巨大逆差”。阿礼国认为，这一大量的白银外流“不久将使中国人的支付能力减少”。对于上海开埠初期“以货易货”交易方式，有关上海史的著作，一般都会论及。兰宁、库寿龄版《上海史》在“早期的贸易经历”一章中，用阿礼国的领事商务报告充分呈现了这一现象，表示由于白银短缺，“接近原始形态的以货易货，几乎成了一种必要”，“一份鸦片订单构成了临时的纸质货币”。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的“苏州制度”，就是鸦片作为货币功能的最佳体现。所谓“苏州制度”，就是买办从上海带鸦片到苏州换取生丝的贸易制度。丁日初主编的《上海近代经济史》一书表示，“易货办法要求供求对路，因而交换的品种是有限的”，当时的普遍做法是“鸦片与生丝交换，茶与匹头交换”。《上海对外贸易》一书认为“以货易货”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作为交易媒介的白银通货日益缺乏，二是“洋行强行推销西方纺织品的结果”。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地区本来就是中国棉织品生产集中之地，洋布很难有销路，但如果采用换货的办法，即用棉布交换茶叶，那么就比较容易达成交易。这是因为在当时上海的对外贸易中，存在着两种价格，一是现银交易价格，一是易货交易价格。一般情况下，易货交易价格要比现银交易价格高12—15%，有时甚至达到20—30%。中国茶商把高价茶叶换回的棉布运到苏州等地，打个一成左右的折扣销售出去，仍然有利可图。
“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使得西方进口商品也必须集中到上海来，这使得上海成为洋货的集散中心。以棉布为例，当时来上海采购棉布的商家，根据不同地域，形成了天津帮、祥帮（即，因北京棉布字号都有一个祥字，如瑞蚨祥，故名）、东北帮、汉口帮、镇江帮、长沙帮、川帮、江西帮、福建帮、广东帮、宁波帮、山西帮、洛阳帮、绍兴帮、云南帮等大小驻沪商帮势力。天津的棉布输入量在19世纪下半叶长期占全国棉布进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居全国之首，但几乎都是由上海转运而来，如1875年自上海等国内口岸转运而来的棉织品进口值占天津棉织品进口总值的99.4%，1885年占97.7%，1895年占99%。烟台也是如此，1871年至1904年间经上海转运的洋货进口值占烟台进口总值的70.3%。甚至中国以外的东亚地区，若要采购棉布，也要经由上海这一渠道。在上海为神户、长崎等日本市场采购棉布的商人被称为“日本买家”，人员主要是浙江籍中国商人。日本学者古田和子在《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19世纪后半期东亚的贸易与交流》一书中指出，1875年上海向神户复出口的本色市布，占了神户进口本色市布的90%，1876年更是达到97%。
欧美商人曾把棉布直接从欧洲运到天津、烟台、神户等东亚港口城市，“免去了须从上海转运的麻烦和费用，但还是得不到任何油水”。天津海关税务司在1865年表示：“有着大宗交易量，而且是有利可图的贸易正逐步从外国人的手中转移到中国人的手里。现在是后者统治着市场，前者越来越受到其左右。外国商人和轮船主越来越变成中国贸易商人的代理人，变成他们的搬运工。”英国驻神户领事在1874年的贸易报告中指出：“棉织品进口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英国直接进口显著减少。但是，减少的份额被从中国的进口弥补了”，“这一年中，中国人与英国直接进口相竞争，取得显著的胜利。”这种情况也发生在烟台，烟台海关税务司多次谈到来自烟台的棉布商人在上海手握白银，待价而沽，“而上海的棉布商人为获得白银以购买丝茶出口，不得不以赔钱的价格销售洋布”。这应该可以解释，来自天津、烟台、神户等东亚口岸的中国商人，何以能够通过转运上海进口的棉布，打败直接将棉布运到天津、烟台、神户等地的欧美商人。洋商将棉布等进口商品运到上海销售，所获得的白银可以迅速转变为收购丝茶的资本。如前所述，当时上海的对外贸易中，存在着现银交易价格和易货交易价格，而易货交易价格一般要比现银交易价格高一成以上，有时甚至达到二三成。这表明用现银购买丝茶，丝茶价格至少可以便宜一成以上。显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洋布商人才可能“以赔钱的价格销售洋布”。兰宁、库寿龄版《上海史》曾用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欧美商人的盈利模式：一份利物浦生产的价值约886英镑的衣料发货单，在上海只能变现为717英镑，差不多损失了170英镑，但通过在英国卖掉从上海购入的茶叶，可获得大约416英镑的利润。这是只有上海才具有的贸易环境，因为天津等地开埠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没有土货出口，以至于天津海关贸易报告直接写道：“出口货其数之少、其价之低，致统计册内之出口部分读之深感乏味”。没有“以货易货”的交易环境，使得欧美商人直接运到天津等地的棉布，很难有像上海那样大幅降价销售的空间，以至于天津商人在上海市场购买到的进口棉布，运到天津后可以战胜欧美商人直接从欧洲市场运来的棉布。
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但使得蚕丝、茶叶等中国土货能够以更低的运输成本集中到上海，还使得鸦片、棉布等“洋货”也不得不集中到上海，进而外国洋行和各地商帮也纷纷云集上海，上海因而成为了中外商品的集散中心。为了促成中外商家之间的商品交易以及上海商家与内地商家之间的商品交易，外国银行、票号和钱庄也纷纷进驻上海，上海因而成为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为了方便把中国货物运往世界各地，以及把世界各地的货物运往中国，同时把洋货运往广大内地，又把广大内地的土货运到上海，上海因而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航运中心。为了在商业贸易中占据主动位置，上海的中外商家千方百计获取各种信息，新闻报刊在上海蓬勃兴起，中欧之间的电报线路在上海落地。国内的电报线路虽由军事而起，但因商业而兴，晚清时期的电报总局常年设于上海即为明证，因而称上海为近代中国的信息中心，似不为过。无论是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还是信息中心，上海的各种中心位置都是基于中外商品的集散中心这一点，而上海的中外商品集散中心位置又主要得力于丝茶能够以更低的成本集中到上海这一点。恰如罗兹·墨菲所指出的：
中国保持茶丝两项贸易的垄断地位，其持续的时期也许比任何其他产品的垄断地位要长得多。该项垄断地位被保持得如此长久，由于上海处于有利于发展茶丝贸易的地理位置，足以使它得到及早发展成为领导全国贸易中心的机会。大约到1900年，印度、锡兰、爪哇、日本等取得世界茶丝市场的控制权之际，上海的首要地位已很稳固，足以使这个城市对中国新近形成的多种经营的对外贸易，充分利用它的同样有利的地理位置。
上海能够顺利地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还与开埠前的中国已经出现“全国市场”具有密切关系。所谓“全国市场（national market）”是指全国性的整合市场，施坚雅把中国划分为不同的经济区域，强调区域内的经济自足，而全国市场就是指跨区域的统一市场，这可以从跨区域的长途贸易规模来进行探讨。李伯重认为，鸦片战争前夕长途贸易在国内贸易中的比重可能达到30%—40%，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已经形成了全国市场。这个全国市场是以长江、大运河和沿海三条主要水路为基础形成的，在以畜力为主要动力的传统时代，水运比陆运具有大得多的优势，而长途贸易基本上集中于三条主要水路。江南地区是三条水道的交汇处，处于全国水运网的中心地位，全国大多数地区能够通过这三条主要水道及其支系，与江南地区进行贸易，再加上江南内部密布的水运网络，使得江南的市场化程度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从宋代以来，江南的富庶是有口皆碑的，人口密度也高居全国之首，因此江南地区拥有强大的消费需求和购买力，从而成为许多大宗商品长途贸易的终点，如长江中上游的粮食、木材，华北的棉花，东北的豆货，华南的蔗糖等。与此同时，许多大宗商品的最大市场也集中于江南，如苏州是全国最大的稻米和木材市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豆货市场，苏州和松江是全国最大的棉布市场，苏州、杭州和南京是全国最大的丝织品市场，南浔是全国最大的生丝市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苏州成为全国市场的中心城市。
苏州的中心地位在上海开埠后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延续。开埠之前，上海港是苏州的外港，“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然皆运至吴门发贩，海邑之民，殊无甚利”。开埠之后，这一商业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持，用鸦片交换生丝的“苏州制度”，一方面体现了白银货币的缺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苏州的商业中心地位。进口的鸦片需要运到苏州销售出去，而出口的生丝也需要在苏州获取。这种贸易模式与国内贸易中苏州地区的棉布通过上海港运到华北、东北和华南地区，而东北、华北的豆货和华南的广货又通过上海港运入苏州地区如出一辙。1845年，英国传教士施美夫游览上海时，注意到“当地商行的老板通常居住在苏州，生意由经纪人或雇员打理”。上海取代苏州的地位，主要还是因为太平天国战事。周武对这一过程进行了细致研究，指出“从1860年代开始，上海迅速走向繁荣，并取代苏州和杭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上海对苏州地位的取代，其意义不仅仅是江南、长江三角洲等区域性的，也是全国性的。正如李伯重所言，太平天国以后取代苏州成为江南中心城市的上海，同时也高居近代中国的全国市场之上，“这并非巧合”。太平天国战事使得上海与苏州的地位发生了颠倒，但上海能够保持这一地位，则有赖于对外贸易。
近代上海的崛起，从根本上讲是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在自然状态下汇流到一起的结果。王家范认为，“如果明清帝国的外贸体制是主动的、开放的”，那么苏州不一定会被上海所取代。上海的崛起，根源于乾嘉年间浏河口的淤塞。如果清朝政府重视对外贸易，浏河口即便淤塞了也可以用力疏浚，那么浏河口就会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港口。“如此，苏州完全可以将其尽收囊中”，“依托浏河口，将苏州改造成为内外贸的中心城市，很可能会优于上海”。这是因为苏州处于运河线上，娄江（浏河为其下游）从江口直接苏州，航道较之黄浦、吴淞二江连接内地更便捷。而且，如果上海没有取代苏州，“后来的京沪杭就不必如此绕弯子”。显然，当中国被迫对外全面开放之后，内贸中心和外贸中心合一是大势所趋。当明清帝国拥有足够的掌控力时，它能够通过各种限制性政策措施人为地将内贸中心与外贸中心区隔开来，而且由于帝国体制惧怕“外贸”的天性，这种区隔是必然会发生的。对于明清帝国而言，外贸只能置于帝国的边缘地带，如晚明的漳州月港和清前期的广州，离中心统治城市越远越觉得“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上海这样一个在帝国政治中毫无地位的小县城，同时又拥有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运输条件，在“条约体系”造成的开放局面中，短短数十年间便迅速崛起为集内贸中心与外贸中心于一身的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经济中心城市。反过来看，近代上海的崛起也改变了“古代中国”内贸中心与外贸中心相分离的状态，实现了内贸中心与外贸中心的合一，这也是近代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尤其引人瞩目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