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帝王将相抑或平民百姓，皆能于这温润的草木中获得安顿。当然，古代帝王还有所不同，吃穿用度因权力加持，多了一层奢华和神秘面纱。
上有所好，下必投其所好，必效仿其所好。风潮之下，则是文化和技艺的发展。想想与宫廷相关的绘画、建筑、瓷器、服饰等等，便一目了然。这一经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乾隆，西湖龙井如今或许不会位列名茶榜首，没有慈禧太后，茉莉花茶不会成为老北京人喝茶的代名词，没有葡萄牙凯瑟琳公主，英式下午茶可能根本不会出现……
绘制一张贡茶地图，我们事实上也就勾勒了一幅皇家主播们的sku选品图，也是一幅串联古今的茶文化源流图。
茶圣陆羽在浙江湖州一带修订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茶专业著作《茶经》，书中写“紫者上，绿者次”，说的是湖州的紫笋茶。而且正由于陆羽的推荐，紫笋茶被列为贡茶。
如今人们在顾渚贡茶院的旧址复建了一座大唐贡茶院，依山而建，藏于茂林修竹之间，是一个尚佳的游览和思古之地，但其规模应该不比当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制茶工场有“三十间”，烘焙灶“百余所”。
旧时，颜真卿、白居易、皎然、皮日休等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足迹，著名的《茶山贡焙歌》也诞生于此：“到时须及清明宴”。那时新茶必须在清明前到京赶上荐宗庙和清明宴，我们当今人追求明前茶，实际上是在皇家的加持下流传开来。
事实上，追忆盛唐茶文化遗迹，懂行的茶友除了去复建的大唐贡茶院外，还会到贡茶院东侧两公里外的村庄探访更为隐秘的石刻。这些被一般游客所忽视了地方，或许更能触摸到千年以前的茶文化之源。
除了顾渚这种皇家直营的国字号，据《书·地理志》记载，唐朝贡茶地区事实上共计有十六个郡，但令人意想不到的，这排名第一的却是僧人和道士制作的茶。
明代宋雷在《西吴里语》中为贡茶排序时，写道“蒙顶第一，顾诸第二，宜兴第十”，所谓“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
与顾渚贡茶院这种可称之为皇家直营的贡茶院不同，蒙顶皇茶园属于“地方官督僧办”的模式。有茶友会问，既然蒙顶的茶那么好，为何不也搞皇家直营呢？
逻辑和现在的老班章、牛栏坑肉桂等茶一样，产量稀少，扩大经营往往反受其累。制茶技术和过程由山上的僧人和道士所掌握和执行，再加上官员督查，采造、封装后即可直接送往京城，方便简洁。
如今蒙顶山上永兴寺、天盖寺、智矩寺等依旧香火不绝，不少茶友还会去那里寻访名山名茶，看万亩茶树梯田，感受悠久的贡（禅）茶文化。
君山贡茶院也是典型的“地方官督僧办”，《湖上客谈》记载：“贡茶：君山岁十八斤，官遣人监僧家造之，或至百数斤。”
君山茶产自湖南岳阳洞庭湖中的君山，始贡于五代。不过据说文成公主出嫁时还将当时的君山茶带入西藏。
据《巴陵县志》记载：“君山产茶嫩绿似莲心。”到了现代，君山银针成为了君山茶的代表，其芽身金黄、满批银毫，被称为“金镶玉”，更是在1956年莱比锡博览会上赢得金质奖章。
“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于宋代的庙堂和草野，爱茶的皇帝比比皆是，特别是宋徽宗赵佶可谓茶痴，甚至亲自撰写专业著作《大观茶论》。
位于福建建安（今建瓯市）的北苑御焙则是这种繁盛的见证。“旧记建安郡官焙（贡茶工场）三十有八”，其规模之大、动员役工之浩繁，远远超过顾渚。
事实上北苑御焙之重要不仅在于其规模，更在于它将茶之精致带至极致。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载，“茶之品无有贵于龙凤者，小龙团茶，凡二十饼重一斤，值黄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易得也。”
等到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献媚者创制了一种“银线水芽”，即“将已精选之熟芽再剔去叶子，仅存茶心一缕，用珍器贮清泉渍之，光明莹洁，若银线然，以制方寸新銙（銙即模型），有小龙蜿蜒其上，号“龙团胜雪”。
龙凤团茶发展到“龙团胜雪”，其精美可算达到极点。茶本是清静之物，对精致的追求无疑背离其本真，但不可否认的是，茶叶的制作技艺和文化在宋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例如，现在很多人喜欢吃的抹茶，虽是从日本传回国内，但它的技艺源头点茶法却是诞生于宋朝；而被称之为水丹青的茶百戏这种让人难以想象的艺术形式，也是兴盛于这一时期。
一朝天子一朝臣，元朝虽沿用了唐宋时期的御茶园，但武夷山御茶园被开发出来后便逐渐取代了北苑官焙，成为元代地位最高的贡焙院。
其园址在如今武夷山九曲溪四曲溪畔。据记载，这里曾有清神堂、思敬亭等一系列建筑，气势恢宏，如今仅剩下“御茶园遗址”供后人追忆。事实上，那消失的过去，早已融入到武夷山这片茶之胜地之中。
可以说，北苑御焙和武夷山御茶园为武夷岩茶的创制打下基础，甚至还带来了其他乌龙茶的发展。
如果在惊蛰时节你去到那里旅游，可能会看到当地特有的名为“喊山”的仪式。人们鸣金击鼓，齐声同喊：“茶芽发！茶芽发！”这是从古时遗留下的传统。
须知贡茶对于茶农来说是额外的重负，某种意义上，当时的喊山是为了让大自然和神灵的帮助提高产量，以解上贡之苦。
事实上，由团改散不只是改变的茶叶形状，还抑制了唐宋流行的蒸青制法，最终发展出了炒青茶。自此之后，团饼茶开始式微。
当代茶叶专家陈椽认为“炒青绿茶的发展，可说是制茶工业领域的大革命”。其中一个例子是，像六安茶等这种的炒青绿茶逐渐成为明清皇室中意的贡品。
据乾隆年间的《各处所用六安茶数目折》记载，六安茶在宫中的分配额度相当精细：皇太后每月用六安茶一斤、妃和嫔十二两，贵人六两……想想甄嬛（皇太后）一个月要喝一斤六安茶，她在我心目中就更加惊鸿蹁跹了。
而说到六安茶，也不得不提曹雪芹。有人统计《红楼梦》中讲到六安茶的地方多达八十余处，其知名度可见一斑。
古六安贡茶的茶园主要分布在霍山县以东，这也是如今六安瓜片的核心产区之一。
洞庭山贡茶院位于缥缈峰的水月坞，唐宋时期有僧人在此制茶，称之为水月茶，“以院为名也，颇为吴人所贵”。
水月茶在唐宋时已是贡茶，但其声名大噪还是因为康熙大帝。康熙三十八年，其南巡江苏太湖，当地官员精制一种叫“吓煞人香”的茶进贡。康熙被茶的香气所折服，但念其名不雅，即题曰“碧螺春”。
卷曲呈螺，茸毛遍身，色泽银绿隐翠。在有经验的茶人看来，洞庭山的原生小叶种加上传统的制茶工艺，才是当年那迷住康熙的沁人心脾的花果香。
事实上，太湖盛产杨梅、枇杷、桃子，而当地如今采取茶树与果树混种间作的生态管理模式，更让那里成为一个色彩斑斓的美丽之地，这个时节去到那里除了能品尝到“吓煞人香”的春茶，黄橙橙的枇杷也正当时。
高山云雾的环境加上僧道的技艺，名山古刹往往出好茶。《茶经》说：“茶生蜀山青城丈人峰，为茶中上品”。不过它入贡时间并不长，贡茶定额碑记上说：“国贡由来，始自康熙年间，有峨山羽人每岁贡茶。”
当然，如果你到了青城山，青城道茶只是其“青城四绝”之一，其余三绝洞天乳酒、白果炖鸡、青城泡菜也决不能错过。毕竟，这酒连杜甫都夸，“山瓶乳酒下青城，气味浓香幸见分。”
西湖龙井虽然在清朝之前已有名气，但我们依旧可以说，对于龙井来说，它的“茶生”有两个阶段，遇见乾隆前和遇见乾隆后。
乾隆六下江南，四次到访西湖的茶山，写下32首诗赞美龙井。以现在带货眼光来看，在没有甲方爸爸的监督下（这位爷自己就是甲方爸爸），能为一款产品写下这么多不同的文案，除了真爱还能说什么。
我们完全可猜测，他是借南巡视察之名去尝一口最鲜美的豆花香，这就像很多茶客几乎每年春天都去制茶大师家里住一段时间一样，所谓“龙井新茶龙井泉，一家风味称烹煎。”
据传，乾隆皇帝在杭州游了天竺，览乡民采茶焙制之法以后，又微服私访至龙井狮峰，品尝了胡公庙前茶树上所采茶叶制成的龙井茶，果然香味尤佳，遂将庙前十八棵茶树封为御茶，此后龙井茶名声更甚。
那里的茶园依山起伏，既是伍家台贡茶的核心产地，亦是静谧美好的AAAA景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喝到这里产的茶“赞口不绝”，甚至赐皇匾“皇恩宠锡”以示褒奖（怀疑龙井茶被移情别恋）。
虽然陆羽曾赞美“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但是由于古时交通不便，贵州茶要等到明清时期才确立起名气，产出了以贵定云雾、开阳南贡、金沙清池等一系列的贡茶。
民国《贵州通志·风土志五》记载：“黔省各属皆产茶，贵定云雾山最有名，惜产量太少，得之极不易。石阡茶、湄潭眉尖茶，昔皆为贡品。”
开阳南贡茶得名于清代，乾隆皇帝（好家伙又是你）曾表示：“南方茶叶甲天下，开州茶叶甲南方。”开阳茶因此曾名噪一时，一茶难求。
人们都说普洱茶是中国茶类中的一个异类，甚至有人想把它从六大茶类里单列出来，自成一派。普洱茶之特别，在于其独特的云南大叶种原料以及在优秀存储环境下越陈越香的老茶体系。
即便是身处山高路远的云南边陲，普洱茶仍然受到了皇家的喜爱。清人阮福在《普洱茶记》中有“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事实上，当普洱茶的消食解腻功能与游牧血统的清朝皇室一相遇，普洱茶成为宫廷以及达官贵人们追捧的对象似乎理所当然的。此后，曼撒、倚邦、革登、攸乐、蛮砖、莽枝，这些宝藏般的古六大茶山这才慢慢为外人所知。
“夏喝龙井，冬喝普洱”，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曾证实此言不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我们今天饮茶的版图。
“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山里。”事实上贡茶起源于西周之初，迄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三千多个春秋，我们说人在草木间，不在别处，在一阵阵的春风里，在绵延不绝的文化中，在啜一口茶带来的安顿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