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在吴进辉的护送下，杨某见回到了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杨某见身材瘦削、满头银发的母亲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不停地说：谢天谢地，终于找到你了！
就在同一个月，陈林护送在外流浪多年的张某波回到了岳阳市湘阴县的亲人身边。
陈林和吴进辉，是常德市社会救助事务中心的街面救助搜寻员。他们的职责就是“找到他，送回家”。 “已连续十多天一无所获了。”昨日，吴进辉欣慰地对记者说，他希望以后的每天、每月、每年，这样的“他”越来越少，甚至为零。
1月26日晚8时30分左右，天空中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市社会救助事务中心的热线突然响了。一位熊姓市民在电话中称：在市城区人民路老西门路段的公交站，一中年女子坐在地上，说是忘带钥匙，回不了家，但从对方说话和眼神可以判断该女子不太正常。
“当天是农历的小年，谁会在这个日子坐在公交站呢，况且雨雪交加，室外气温到了零度以下。”陈林立即叫上值班员和司机，朝老西门方向奔去。
在车上，陈林加了熊姓市民的微信。这位热心市民把自己拍的照片发了过来，给寻人提供了方便。
由于持续多年的文明城市创建和搜寻员闻讯而动的高效率，近年来市民主动拨打7210110热线的积极性很高。在陈林看来，市民主动参与到救助行动中来，关注流浪乞讨人员，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提升的标志之一。
当陈林三人到达人民路老西门公交站时，那名中年女子已经不在那里了。三人以公交站为中心，沿着人民路、建设路、武陵大道搜寻。老北站、武陵阁、湘北、步行街这些流浪人员经常滞留的地方，也不见那名女子。21时40分左右，他们又回到公交站，在这春节临近的风雪之夜，站台上空无一人。等了一会儿，他们只得在公交站后面的一家银行网点门口，张贴了一张“温馨提示”的告示，希望该女子看到后主动求助。在旁边一家仍然亮着灯的茶叶店，他们进去留下了电话和女子的照片，并再三交待店员：如果看到她，请立即通知我们。
在救助业务股的墙上，一张搜寻地图标注着流浪人员经常滞留的范围：市城区的各医院、农贸市场、地下停车场、工地、桥梁、涵洞以及火车站、步行街、老西门。搜寻员会定期到这些地点搜寻，高温和雨雪天气搜寻密度加大，发现流浪乞讨人员立即带回市社会救助事务中心安置。分管救助业务的负责人陈林、救助业务股7名工作人员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两名工作人员，组成了市社会救助事务中心的街面救助搜寻队伍。在这支队伍里，今年56岁的肖永军和54岁的陈林，都是有着20年以上丰富经验的搜寻员。
1月27日晚8时许，茶叶店店员打电话告知，那名中年女子又坐在了老西门公交站。陈林和值班的相关负责人潘琴赶到公交站时，一名穿黑色羽绒服的女子坐在地上，身边还放着一个旅行包，正是照片中的那一个。面对问询，女子说老公在医院打工，叫李云飞，她正要去找他。说罢，提起包顺着人民路向东走去。陈林凭借自己多年的救助经验，确定该女子有精神或智力障碍。于是，他将拍摄的清晰照片发给长沙的“王曙寻人工作室”，希望通过人脸比对，确定该女子身份，获得其亲属的联系方式。
10分钟后，该女子身份确定，她叫刘某华。她丈夫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也找到了，并非她所称的李云飞。她丈夫说，刘某华一直被托付给其姐照看，这次是她执意进城找哥哥，因为智力问题，导致流浪街头。刘某华的丈夫在外打工，无法赶回，希望给予救助。当晚9点多钟，陈林将刘某华送到了她在鼎城区草坪镇的姐姐家中。
作为国家兜底保障的重要部分，各级社会救助事务中心就是流浪乞讨人员的“家”。但是，对那些有精神和智力障碍的人、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来说，他们无法找到这个“家”，街面搜寻员的工作就是“带他们回家”。为了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我市于2020年5月21日出台了《常德市公安、城管、民政联合巡查、街面联动救助机制工作方案》，每月集中一至两天进行街面巡查，找到他们，带他们回“家”。然后，为他们寻亲，送他们回家。
按照民政部、公安部2015年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料安置工作的意见》，流浪乞讨人员无法查明身份信息，在救助时间超过10天后，必须采取中心内照料、中心外托养、纳入特困人员供养等方式予以妥善照料安置；一个月内免费采集比对DNA血样，超过三个月的就地落户安置。截至2月16日，我市有安置、托养流浪乞讨人员49人，其中38人为就地落户人员。
2014年6月，杨某见被搜寻员带回市社会救助事务中心时，全身散发着浓烈的臭味。吴进辉说，发现他时就在街上流浪，身高一米四左右，右肩明显高于左肩，眼神游离，拒绝与人交流，疑似有精神方面的障碍。杨某见无法说出自己的户籍地，当时的寻亲技术也无法替他找到亲人。市社会救助事务中心为他在常德落户，取名为康华仁。
随着全国救助系统联网以及头条寻人、DNA比对、人脸比对等方式的运用，寻亲的成功率有所提高。此外，长时间滞留常德的流浪乞讨人员，大多数是因为精神和智力障碍，之前无法说出自己的原户籍地，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略有好转，能够问出零星的有效信息。2021年，吴进辉对已在常德落户的40多名流浪人员的资料再次进行完善，轮流与他们聊天谈心，为他们重新拍摄人像照，对他们的口音进行辨别分类。然后，他把这些更为详实的资料发给了“王曙寻人工作室”。
王曙是长沙县星沙派出所的教导员，从2018年起，在工作之余开启了“第二职业”——公益寻亲，截至2021年11月18日，已成功帮助6245名流浪人员回家。因为王曙在寻人方面的卓越成就，被中央电视台打拐寻亲栏目《等着我》授予“王曙寻人工作室”牌匾。
康德礼、康琪、康华仁、康忠和、张宏桂、康娅、张宗神、康绣，这是2021年寻亲成功的长期滞留人员名单。在此之前，张宗神已在常德滞留近9年。因为智力障碍，他不记得自己的本名，只反复念叨“湘阴人、张宗神”。陈林对张宗神的“碎碎念”加以分析，定位了张宗神可能的原户籍地为湘阴县鹤龙湖镇浩河社区。但是，不管是查户口，还是把照片发过去比对，均找不到张宗神这个人。
就这样一年年坚持，去年，陈林又把张宗神的照片发给社区负责人辨认。这位新上任的负责人，觉得张宗神的模样有点眼熟，之后确定是该社区人，名叫张某波，20多岁就从村里出走，一直在外流浪，原户籍也早已迁至乌鲁木齐。10月，在陈林的护送下，20多岁离乡的张某波，在69岁之年回到了“丢失”40多年的故乡。
无法找到亲人的流浪人员，就地安置。找到亲人的流浪人员，送到亲人身边。这是救助系统普遍适用的办法。
现在，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流浪人员的亲属，高高兴兴送他（她）回家，但亲属却因为无力监护或者无力赡养不接受，这样的难题如何作答？
鲍某艳60多岁，有精神障碍，年轻时在常德结婚，育有一子。后来又流浪到岳阳再婚，育有一子一女。几年前，她流浪回常德，被街面搜寻员接入中心内救助。寻亲结果显示，鲍某艳的两子一女，一个在岳阳，一个在常德，一个在外省务工。陈林与其在常德的儿子取得联系后，送到了其家中。然而，送回不久，鲍某艳又成为了流浪人员，陈林再一次在街上发现了她。原因很简单，鲍某艳长期在外流浪，没有抚养过儿子，与儿子之间没有感情基础，加之她有精神疾病，时有伤人之举，儿子又没有能力做到24小时监护，不愿意接回这个“潜在的危险”。陈林说，政策是必须送回到子女家，现实是子女没有监护能力，政策与现实博弈的结果就是，鲍某艳再次被收进了救助中心。“不收进来不行啊，她在外面流浪就是行走的危险，伤了路人怎么办？”饶是经验丰富，面对这种情况，陈林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充满个别性的难题，不止鲍某艳这一类。中心内个别滞留人员因情绪原因或精神波动有自杀举动，个别救助对象患有传染性极强的疾病，个别中心外滞留人员的人身安全，都在这一范畴。
2月9日晚6点多钟，搜寻员吴进辉和扶玉华来到老西门ME度假酒店地下室的一个角落，这是中心外滞留人员陈某喜选择的栖身之地。
陈某喜是汉寿县聂家桥乡人，吴进辉曾两次送其回乡，但吴进辉前脚刚走，陈某喜后脚又到了市城区。他不愿意种地栽菜，在农村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在城里，他每天出去捡些废品，卖了就买酒买烟。吴进辉腊月二十九把他接进救助中心，他过完年，正月初二又回到了地下室。吴进辉把他的栖身地位置发给了陈某喜在外工作的儿子。正月初八，儿子来看望他，极力劝说他回汉寿去住。陈某喜拒绝了。他坚决地对吴进辉说：我不进救助中心，里面又不能喝酒，我在外面还有事。
在武陵阁地下停车场和碧波游泳池旁一栋废弃的房子里，住着两位不愿意进救助中心的流浪人员。吴进辉平时一周看望他们两次，极端天气时段一天一次，“他们觉得救助中心内不自由，不能喝酒，这种天气，醉酒发病或者冻死怎么办？”对于这些“追求自由”的流浪者，吴进辉无计可施，只有定期监测，送衣送被送米送油，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也有选择进不进救助中心的自由，我们不能强制，只能做好服务，服务考验着救助部门的耐心，也考验着一座城市的胸怀。”陈林说，在流浪乞讨人员逐年递减的大趋势下，常德救助部门摸索着“人性化关怀和亲情式服务”的最佳结合点，常德市救助管理站（2019年前为常德市救助管理站，2019年后更名为常德市社会救助事务中心）也因此被评为2019年全国民政系统先进集体。
今年是陈林加入救助行列的第28个年头。今年春节，也是28年来最为清闲的一个。
5年来，常德救助中心救助人数呈现锐减之势，从2017年的6858人次，减少到2021年的1720人次。
在这1720人次中，职业流浪人员占据六成。职业流浪人员又称“职业跑站人”，他们并非真有困难，只是不愿从事劳动，就想出了钻社会保障空子的主意，在救助中心蹭吃蹭住，被识破后，他们立即流浪到另一个救助中心。剩余的四成流浪人员以精神障碍和智力低下者、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反复多次走失为主。反复走失多是因为患者家属监护不力，只要救助人员电话通知，家属都会马上接走。为减少因监护不力导致的反复流浪，救助中心建立了易流浪走失人员信息库，将多次走失人员的基本信息、照片、家属电话录入台账，定期前往看望，也方便走失后的快速搜寻与处置。
“以前节假日前后，因为醉酒找不到家和因为生活困难而进救助中心的，每年有上百例，近年来几乎没有了。”这个变化，陈林归结为社会矛盾的减少和社会风气的好转。
对居住在武陵区府坪街道的市民李芳来说，流浪乞讨人员的减少表现在，现在出门很少看到铺张纸跪在地上要钱的乞讨者或者一身破破烂烂坐在街角的流浪者，而在十多年前，在市城区的步行街、农贸市场和医院门口，经常见到这样的情景。15年前，住在江南城区的陈英，每天乘坐7路公交车到江北城区上班。她几乎每天都能在车上遇到一个矮胖的老人，拿着一个渔鼓筒，带着一个小女孩，在车厢里边弹边唱边乞讨。
在救助中心的登记册上，最多的一年曾有180多个残疾人在常德市的街面上乞讨。随着社会保障越来越完善，真正有困难的流浪乞讨者已经很少，现在市民在街上偶尔看到的流浪者和乞讨者，可能是因病走失流浪或者不清楚求助方式。
流浪乞讨人员逐年大幅递减，照见国家和各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工作方面的积极作为。对此，陈林深有感触：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对城市困境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救助的全面铺开，对利用未成年人和残疾人乞讨的严厉打击，从源头上避免精神障碍和智力低下者反复流浪，多措并举才有了这样的局面，“当然，理想状态是没有流浪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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