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尤其是在边疆等少数民族对于茶叶的需求更是一日不可或缺。即使是尤其是清代中后期的海上贸易航线上，茶叶成为了清朝吸纳白银最为重要的商品之一。

　　在清代的对外贸易活动中，茶叶是抵御外国商品倾销、保持贸易顺差的有力武器。据统计，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当年，欧洲各国向清朝输入了总价值约为一百九十一万两白银的商品，而清政府则向外输出了价值约为三百六十四万两白银的商品，超过进口商品一百七十三万两，在这些出口商品中主要就是茶叶、生丝和瓷器。

　　这样的贸易顺差一直保持到鸦片战争之前，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欧美各国向清朝倾销商品和鸦片所带来的负担，尤其是在19世纪前期，茶叶占到中国出口商品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仅广州口岸每年就向英国输入茶叶达35万担，价值9445万银元，有效的避免了大清白银外流。

　　对外，茶叶能让清政府在进出口经济中保持贸易顺差；对内，茶叶是维护国家完整和稳定的重要商品。在清代“茶法”和“盐政”是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上的国家政策，贩卖茶叶需要官方开具“茶引”后才有资格从事贩运。

　　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茶叶的重要性满洲人更是深有体会。所以从顺治元年开始，清政府就规定了以茶叶向“番族”换取马匹的交易标准，“上马给茶篦十二，中马给九，下马给七”，每一百斤茶叶为十篦，每篦为两封。到了顺治十八年，主动向中央政府请求西藏为中央政府输送马匹用来换取茶叶。

　　乾隆十一年，甘肃巡抚黄廷桂向皇帝上奏，甘肃所属的：西宁、河州、庄浪三地，番、民错处，惟茶是赖。因此这些地方的番、民都用粮食来换取茶叶，当地政府一共用六万五千五百余封茶叶换取了三万八千一百余石各色杂粮。这里所使用的茶多是廉价的砖茶，而非名贵茶叶，如按一石100斤来算，每1斤茶叶可换取11.6斤的粮食，这样的交易极大地充实了地方财政，所以甘肃巡抚恳请皇帝将茶叶换取粮食的做法“着为永例”。

　　就如同甘肃储存茶叶向番族换取粮食一般，在清代不同地区的茶叶也有着不同的销售对象，尤其在鸦片战争之后，当时全国诞生了三个最大的茶叶出口地即：汉口、上海和福州。

　　上海作为当时最大的茶叶出口地，其出口的江西、安徽产的红、绿茶销往欧洲，浙江绍兴出产的茶叶发往美国，宁波出产的则大多被日本进口；

　　正式这样分门别类的销售方式和渠道，让清政府以茶叶为媒介，从世界各国收拢了大量的白银。而茶叶也在欧美各国的经济贸易中成为了“绿色黄金”。

　　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名言：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这套讽刺资本主义的理论用在茶叶的贸易中一样适用。在18世纪40年代的英国，就曾发生过多起与茶叶走私有关的恶性事件：

　　1744年，一名海关官员在索尔汉姆( Shoreham)被走私者打伤并被抓走。

　　1745年，三名海关官员在格林斯蒂德格林(Grinstead Green)的一家酒吧被打伤并遭到抢劫。

　　1746年，霍克赫斯特团伙与温汉姆团伙( Winghamgangs)在山德维治将11.5吨茶叶从船上装到350匹马的背上时发生了冲突，结果在现场留下了九名受伤者。

　　这样因商品造成的恶性事件与中国明代的海寇走私颇有雷同，但是更加恶劣。而据清政府的官方资料称，在道光年间英国在从中国进口茶叶后，销往本国时每一百斤茶叶收取五十两银子的重税，但是中国在出口时每一百斤只征收二两五钱银子。如此巨大的利润差正是促成上述恶性事件的起源。而当时的英国民众面对如此高昂的价格也依旧对来自东方的“神奇树叶”趋之若鹜。

　　最早英国人是很少喝茶的，在1699年，英国进口的茶叶还只有6吨，到了18世纪末却达到了惊人11000吨，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茶叶从贵族走向平民，在英国迅速取代了其他的酒精产品，成为国民饮品。“一周两盎司（28克）的茶···可以使冷冰冰的晚餐变得热气腾腾的”，这是当时英国人的普遍认知。当时英国普通工人每周购买茶叶和糖的花费，就需要耗费整个家庭收入的十分之一。而大量的茶叶消费也成为了英国财政的最大的税收来源，每年由茶叶带来的税收占英国全部税入的十分之一。

　　面对这样巨大的利润，贸易冲突就不可避免了。从1834年的数据来看，英国全年消费了5300万镑的茶叶，而这些消费品都需要向清政府支付巨额的白银才能换来，所以英国人到处寻找能够取代白银向中国输出的货物。结果就是英国开始向清国倾销大量的鸦片，而这也就导致了两大帝国在茶叶、白银、鸦片的三角贸易线上，不可避免的爆发了鸦片战争，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在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很快的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他们用鸦片换取白银，购买茶叶的时候，眼见有利可图的清朝人开始种植鸦片了，而一旦清政府将鸦片种植合法化，英国在这场贸易战中则会功亏一篑。因此英国人开始着眼于自己培养茶树，由此鸦片和茶叶也在两个帝国中间完成了奇怪的身份转变。

　　1848年，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受东印度公司的雇佣，来到清朝购买茶树苗和种植茶树、炒制茶叶的工人，并带回到英国的殖民地——印度。英国人先后在这里开拓了两百万英亩的土地，用来种植和加工茶叶。适宜的气候，加上工业化的生产，英国人一举扭转了由茶叶带来的白银流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将成品运回英国之后剩余的茶叶，英国人开始向全世界贩卖，甚至往大清倾销。

　　1892年，四川总督刘秉章在给清朝总理衙门的电报中就感叹道：四川的茶叶全靠销往西藏才能得利，而这些收益也都用于治理西藏，但是英国人已经开始从印度向西藏贩卖茶叶。这直接导致四川的茶叶滞销，治理西藏的银子也没有了着落。长此以往不仅西藏会难以管理，四川的茶农也会失业，不是饿死就是成为盗匪，影响安定。

　　而在当时茶叶卖不出去也不仅仅只有四川一个地方。当美国看到英国种茶发了财，也开始从清朝购买茶树苗，最多一年购买十二万株，这也让美国减少了对中国茶叶的需求，同样日本也开始寻找别的茶叶购买渠道，昔日的茶叶消费大国中，只剩下俄罗斯还在大量购买中国茶叶。

　　无可奈何之下，宣统初年汉口、福州开始购买外国的机器，并且聘请印度的炒茶师傅来挽救清朝的茶叶市场，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清朝只抢占到了东欧和非洲的部分残余市场，在这场贸易战中一败涂地。据2009年的数据，中国当年的茶叶产值约为300亿元，而英国立顿茶叶当年的产值就达到了230亿元，而且中国茶叶价格比印度低四成、比斯里兰卡低六成，甚至比肯尼亚还要低百分之二十。

　　除了茶叶之外，晚清时期丝绸和瓷器的地位在世界市场上也已经朝不保夕。由于丝绸的织造技术早在14世纪就已经开始在全世界扩散，所以清朝的成品丝绸垄断地位逐渐失去优势，只能靠出口丝绸的原料生丝来获利。

　　而在欧洲丝绸纺织业兴起之后，波斯生丝、孟加拉生丝又开始挤占清朝生丝的市场，不过因为清朝生丝质量较好，始终还占有一席之地。直到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丝绸织造和生丝出产逐渐崛起，并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第一大产国。

　　至于瓷器，从1768年英国人成功烧制成第一个瓷器酒杯开始，就标志着中国传统的瓷器一家独大的稳定局面出现了缺口，清朝瓷器的出口贸易由此遭受重击。24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彻底停止了关于中国瓷器的一切贸易。如今世界瓷器贸易市场中，梅森瓷器、皇家道尔顿瓷器、韦奇伍德瓷器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和价格，也都远超中国日用瓷器。

　　在18到19世纪那个全球工业化高度发展的时代，清国不但没有“睁眼看世界”，还敝帚自珍将传统的手工业作为自己的看家法宝。直到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士大夫阶层，还认为外国人如果没有茶叶，就会因为消化不良而死亡。这样的短见和无知也让清朝最终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看客和牺牲品”。

　　清政府“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做法，使对外贸易在前所未有的发展变局中走向毁灭。也正是由于对外贸易的大面积萎缩和政治体制的蛀蚀，导致了在世界各国争相崛起的年代清政府反而迅速的衰弱，并被驱逐出这些曾经让中国蜚声遐迩的商品贸易体系。